文/周石 王学军

在延安时分，事关陕北公学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写了五封覆信。第一封是写给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这封信事关向陕北公学女同学刘茜求婚不成后，杀害刘茜同学的事情，毛泽东高兴边区高档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的意见。第二封是对于柳夷同学条款入党的事情。第三封是回话刘御同学研究诗歌创作的问题。第四、第五封是给陕北公学同学袁尘影舅舅、《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这两封信波及袁尘影同学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诬告扣押一事。

第一封:给雷经天的覆信

黄克功(1911-1937)，时年26岁，江西省南康县东说念主。少年时加入赤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沉长征，东讨西征立过功，并担任过旅长等职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某队队长。被害女子刘茜，山西省定襄县东说念主。之前在国民党统带的太原市肄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转入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与黄克功默契相恋。不久，刘茜发现我方与黄克功在经历、秉性、情味等方面的相反太大，默示要中断恋爱干系。关联词，黄克功却纠缠束缚，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用手枪恐吓刘茜结婚，遭拒却后，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案惊怖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国民党报纸借题阐扬，诬蔑攻击共产党和赤军，形成了不好的影响。对于黄克功究竟怎样处理，敌、我、友各方东说念主士和老匹夫皆翘首跂踵。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留影。

案发以后，是否对黄克功判正法刑，在延安的干部和寰球中发生了是非的争论：一部分东说念主认为，杀东说念主偿命，天经地义，共产党东说念主也不行例外；另一部分东说念主认为，抗日斗殴恰是用东说念主之际，黄克功身为赤军军官、立异元勋，为了一个女子而被枪毙，不免太可惜了，不错让他戴罪抗日、以功赎罪。黄克功本东说念主对罪状供认不讳，他但愿我方大概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而不是死在延安的法场上。他上书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和毛泽东：但愿能款待我方的罪状，留住一条人命，接续为党尽忠。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也写信向毛泽东陈说了研究情况，并提议“严格照章就业，对黄克功处以极刑”的意见。

毛泽东听了此事陈说后说：“咱们正在从寰宇各地罗致多数常识后生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径有极大的破碎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纲纪。”（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4:90—91）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情之殷殷，言之切切，旗号明显，斩钉截铁。

◆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说念：

雷经天同道：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往常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道皆是为之恻然的。但他犯了梗阻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赤军干部而有如斯下流的，浮躁的，耗损党的态度的，耗损立异态度的，耗损东说念主的态度的行径，如为赦免，便无以西宾党，无以西宾赤军，无以西宾立异者，并无以西宾作念一个平日的东说念主。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凭证他的罪行行径，凭证党与赤军的步骤，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平日东说念主，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赤军，是以不行不这么办。共产党与赤军，对于我方的党员与赤军成员不行装假施比拟一般难民愈加严格的步骤。当此国度危机立异病笃之时，黄克功下流无耻浮躁自利至如斯进度，他之正法，是他的我方行径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赤军指战员，一切立异分子，皆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判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寰球，除告示法庭判决外，并告示我这封信。对刘茜同道之家属，应予以安危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旬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10-111）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在陕北公学小操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独立即押往法场实施枪毙。

第二封:给柳夷的覆信

柳夷（1913-1996），原名陆鸿鹄，降生在浙江余姚二塘头村的一个平日农民家庭。1937年10月怀着追求立异真谛的愿望，来到延安，参预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这个立异的群众庭里，柳夷有强烈的入党愿望，经组织话语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然则在延安9个月后，入党志愿书莫得被批下来。原因是柳夷在1926年底也曾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就脱离了。这件事，在延安找东说念主核实独特清贫，因此入党一事被迟延下来了。

1938年8月，柳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我方的历史、社会干系、学习期间的线路以及我方入党的条款，皆详备地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写给柳夷的亲笔覆信。

1938年10月，已在抗大六大队责任的柳夷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覆信：

柳夷同道：

如故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匡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蓄于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兴致是恳切的，淌若陕公抗大党的同道所说，你的线路够上入党阅历，只是往常加入与脱离国民党极少无东说念主解释，是如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行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不错入党的。此事处分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阐扬同道有计划，你的原信也奴隶交给他们看，条款他们临了探求你的问题。如尚不行处分，可持此信到抗大政事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流毒是有根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事部参考。临了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智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旬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30-131）

柳夷收到信后，独特得意。其实，在接到毛泽东信的十几天前，柳夷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炮火连天的年代，保存这封信，独特梗阻易的。1942年的中秋之夜，当紧要苏北运河线上的日军据点洋河镇时，戎行受阻，柳夷连东说念主带信泡在水坑里。第二天战斗刚奏凯戒指，柳夷就把信晒干，但信纸照旧粘在一块，不好揭开，他只得用湿毛巾把信纸凫水，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揭开晾干，才使这封信取得保存。1946年自如斗殴初期，淮北恰是雨季，这封信又随柳夷在洪泽湖边、淮河、运河两岸，足足淋了一个雨季的雨，趟了几百里路的水，东说念主虽屡次颠仆在泥潭里，但柳夷老是留心肠保存着这封信。这封信，后由柳夷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现这封信胪列在中国东说念主民立异军事博物馆。

自如后，柳夷曾任东海舰队政事部副主任，1983年8月按正军职离休。

第三封:给刘御的覆信

刘御（1912-1988），1912年7月，生于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193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西宾系，同庚参加左联。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宾厅编审科副科长，西北西宾部编审室主任。刘御是从立异圣地延安磨砺出来的儿童体裁家、小学西宾家，走出了一条从立异诗歌到儿童诗歌，从儿童西宾到儿童体裁之路。

1938年夏，延安的诗东说念主们组织了一次“街头领路”，把创作的诗歌贴在街头，供斗争行东说念主阅读、观赏。刘御创作了一首小诗《金莲苦》：“浮屠山，高又高。张三娶个李姣姣。东说念主也好，品也好，可惜一对金莲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行挑。步辇儿风摆腰，怕过独木桥。念念回娘家恨路远，念念走亲戚叹山高。”（刘御.延安短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书社，1959:64）

◆刘御在延安。

这首小诗，深受延安儿童的接待，到处皆不错听到儿童在背诵，刘御受到很大的饱读励。

为什么反封建的《金莲苦》童谣，受到儿童的可爱，刘御追思说：“说念理可能有两个，一是陕北裹脚之风十分严重，孩子们对诗中所写的本色十分慎重，易于领路；二是哄骗了孩子们雅俗共赏的歌谣神志。”（董庆保等.刘御评传[M].昆明:云南出书集团有限背负公司，2010:77）

当刘御朝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时，又听到两种辩论：一是他的创作受到工农兵和儿童的接待；一是少数东说念主认为他的创作是“初级作品”。这时刘御看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敷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斗殴中的地位》以后，他把我方尝试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中国老匹夫所雅俗共赏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自愿地研究起来。于1939年12月，刘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匹夫所雅俗共赏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天然是针对马列宗旨的学习与宣传而提议的，但我认为，在文艺创作上也弥散适用。我恰是基于这么的领路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说念我这么的看法和作念法是否适当。”（刘益涛.十年级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书社，2007：115）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信中还附上了他那时的些许习作。

当月，毛泽东很快回了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死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寰球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走运。抗战是大同，神志上作风上的判袂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收并蓄。”（刘益涛.十年级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书社，2007：115-116）

毛泽东的携带一直激发着刘御。他沿着“为中国老匹夫所雅俗共赏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的说念路延续死力，写了好多歌谣体的儿童诗作。1939年出书了《新歌谣》，这是延安出书的第一册儿童读物。自如后，刘御又出书了《小青蛙》《延安短歌》《红山茶》《鸟兽草木童谣一百首》等著述。

厄运的是，这封信在蒋军挫折延安时，同好多要紧的良友一同隐匿了。

新中国耕种后，刘御历任东说念主民西宾出书社小学语言裁剪室主任、昆明师范学院党委秘书、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云南西宾学院院长。他是自如区的儿童体裁的垦荒者，是有竖立的老一辈儿童体裁作者。

第四封、第五封: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

杨令德（1905-1985），时任《大公报》记者。

杨令德，绥远托克托县东说念主，父亲是一个商东说念主。1925年在包头《西北民报》当记者、裁剪。后在《绥远日报》《绥远无为日报》等报社责任。1931年起在《大公报》当记者。

1937年寰宇抗战爆发后，国共达成了第二次互助。在中共抗日民族长入阵线的感召下，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短期学习，没念念到结业后因诬告被扣留。杨令德得挚友信后，当即给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期抱着试一试的热沈，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央求开释袁尘影。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拜谒和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办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覆信。

◆毛泽东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

毛泽东复信杨令德：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道令经手机关开释，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凭证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对不起！而后此间有何颓势，倘有所闻，尚祈奉告，俾资改良，不堪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34）

杨令德立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覆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关怀，为之愉快。如 先生欢欣来延安一游，甚表接待。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汗青店刊行1988：128）

1943年6月，杨令德当作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路过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会堂设席迎接邓宝珊一滑。入席前，当邓宝珊先容杨令德给毛泽东抓手时，毛泽东以惊东说念主的记念立时念念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咱们还通过信呢。”

1982年6月2日，杨令德回忆起毛泽东的两封覆信时，谈说念：“毛主席对于一个普平日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么青睐，亲笔作复，亦然我梦念念不到的事。那时我是抱着试一试的热沈给毛主席写信的，认为能取得毛主席移交秘书给回个字，即是喜不自禁的了。那边大观念念到一连荣获两封亲笔信呢。并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是那样谦卑、竭诚，那时我就万分钦佩和戴德。本日惦记毛主席，这是我终生感想的盛誉。”（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汗青店刊行1988：128-129）

杨令德1949年参加绥远举义。新中国耕种后，历任绥远省东说念主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寰宇政协委员。1985年10月21日在呼和浩特灭绝。

这两封珍稀的覆信，1976年由杨令德先生交中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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